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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figuring the World Change in hum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mark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pisod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era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ut recent scholarship has challenged traditional accounts Here in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Margaret J Osler treat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s in Europe from the early sixteenth to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ies as a complex and multifaceted processThe worldview embedded in modern science is a relatively recent development Osler aims to convey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natural world looked to early modern thinkers such as Galileo Descartes Boyle and Newton She describes investig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world in terms that the thinkers themselves would have used Tracing the views of the natural world to their biblical Greek and Arabic sources Osler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the Renaissance recovery of ancient texts print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World She shows how the traditional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established by Aristotle chang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is period and finds the tension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expressed as differences between natural philosophy and theologyFar from a triumphalist account Osler’s story includes false starts and dead ends Ultimately she shows how a few gifted students of nature changed the way we see ourselves and the universe


1 thoughts on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1. Bolin Bolin says:

    重读“伽利略受审”——兼谈专业知识分子与政治话语之间的错位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神话将伽利略塑造为了遭受”反动权威“迫害、替代“进步真理”受难的科学英雄形象(与之相似的还有布鲁诺)。但近年来,这一经典形象正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重新审视伽利略与教会的关系也成为科学史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奥斯勒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可以说正是基于许多新史料的发现和阐释,显得别有深意。甚至阅读的过程中,我还颇感到伽利略与教会的关系,似乎总与当代专业知识分子的政治言说遥相呼应。可见古今一理,煞是奇妙。闲话少说。书中是怎么说的呢?首先,伽利略和当权者的关系其实一向还不错。他早年在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任教授,干的是教书的辛苦活。毕竟当时的大学还不是公立机构,给行会打工,总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难得有余闲。后来他搞出了望远镜,名声大噪,便试图寻求有钱人的赞助。木星卫星的发现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将其中一颗命名为“美第奇星”,由此可见,金主的意向已经相当明确了。果不其然,等到新书《星际讯息》一出版,由美第奇家族掌控的托斯卡纳宫廷,便授予了他宫廷哲学家和首席数学家的职位。这意味着,从这一刻起,伽利略可以摆脱教书匠的重复劳动,初步实现“财务自由”了。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伽利略开始了他自信膨胀、放飞自我的大踏步探索之旅。尽管不乏来自于贵族的认可,但教会的态度似乎更能代表主流文化界的反响,只不过,这一反响始终有些暧昧。教会作为当时欧洲的意识形态机构,享有对一切思想做最终解释的权力,无论这一思想涉及的是哲学、数学、伦理学、宗教学或是法学,即便是手握利刃的王公贵族,也只能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运转。而对于新出现的科学现象,大权在握的教会并不十分紧张,反而看出了其中可作转圜的巨大空间。比如,既然天界和地界截然二分,我们如何能用地界的仪器窥探天界的真相呢?这合法性何在?如何证明透过镜片,我们看到的不是幻觉?这个证明,伽利略必然提供不了。当他将望远镜对准天空的一刻,便已经假定天地是同一性质的了。逻辑上,这叫循环论证。死结。当然,也有部分教会人士对其持肯定态度。耶稣会大学罗马学院院长贝拉闵,就接受了伽利略的观测的准确性,尽管仍对其解释持保留意见。红衣主教巴贝里尼也一直支持科学上的新发展,还为哥白尼主义的“健康发展”(作为假说)奔走呼号过。但同样的,反对派的声势也不遑多让,譬如掌管宗教裁判所的多明我修士,就认为伽利略的宇宙论同《圣经》不相容,私下里的检举揭发信从来没少过。但直到这时,伽利略思想所涉政治问题的争论,都还是隐而不显的。勾心斗角,仍在水面以下,只等一个揭盖子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伽利略自己。1613年,伽利略的学生卡斯泰利致信他说,有位公爵夫人对其望远镜和新天文学的宗教影响感兴趣,求赐解答。伽利略览毕,欣然回复,信中写道:“由于科学建立在感觉经验和必然证明的基础上,因此如果科学与《圣经》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不应该质疑科学,反倒是(借用圣奥古斯丁的方法),由于《圣经》的风格是为了让普通人理解,所以有问题的段落可以用非字面的方式进行重新解释。”可巧的是,这封信的副本不知为何,落在了伽利略的反对者之一洛里尼的手里。不出所料,举报信又递上去了,还惊动了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伽利略也并非消息闭塞。人脉颇广的他,还是辗转听说了自己被参的事。这时候,知识分子的秉性便开始躁动不安了。前面说过,一段时间的顺风顺水,总使他有些膨胀。同一时间甚至还有修士布道,引圣经《使徒行传》中的原文“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似乎隐喻这位天文学家的美名早荣耀于神的经卷。如此种种,大概让伽利略产生了幻觉,似乎自己和教会本来就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我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教会对我有意见,一定是源于误会,或是小人作祟。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他接下来的行动就很能体现知识分子的特色:不是去发动人脉,运作关系,也不是登门造访,寻求和解,而是进一步公开、出版和澄清自己的想法,以便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在新书《致公爵夫人的信》中,他重申了自己对于《圣经》解经方式的看法。比如,像《约书亚书》中神命令太阳停下来的片段,似乎和日新地动的科学理论相悖,但这种相悖其实源于我们的“误解”,或者说,我们没能领会圣经“喻意性”的文本语言。他说:“在讨论物理问题时,我们不应从《圣经》经文的权威开始,而应从感觉经验和必要的证明开始。因为神圣的《圣经》和自然现象都是从神的道发出的,前者是圣灵的口授,后者则是神的命令的忠实执行者。”自然的恒定性和均一性带来了感觉经验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圣经》可以做比喻的解释。虽然我们应当在《圣经》中寻求真理,但我们在那里找到的真理是属灵的真理。如果上帝不打算让我们使用感官和理性,他不会把它们赋予我们的。总之,他一再宣称,理性和信仰并不矛盾,如果得到正确解释,一定是相互支持的。乍看上去,上面这段话很有道理,逻辑坚挺,条理圆融,掷地有声。但坏就坏在,它太讲形式逻辑了,反而没有顾忌到政治表态在逻辑背后,还有更为要紧的东西——权力逻辑。奥斯勒在评价《致公爵夫人的信》时,列出了伽利略犯的三点忌讳:第一,伽利略自认为所持立场是“合理”的,便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承担起“释经”的任务,但他不知道,在宗教改革的冲击和特伦托会议以后,释经问题早已成了一个“敏感”问题;第二,他对哥白尼主义的支持,根本上是违背主流正统的地心地静宇宙学说的;第三,伽利略采用的“适用性”原则(即《圣经》的写法是为了迁就普通人的智力),是反叛的宗教改革者惯用的“伎俩”,在教会面前用这一套,等同于挑衅。可见,三条忌讳,有两条都出在伽利略的申辩之中,结果澄清不成,反而越抹越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书中提到的特伦托会议,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众所周知,16世纪宗教改革的野火烧遍了欧洲,自德意志到不列颠,反叛和脱离的戏码不断上演。天主教为反击更正教的威胁,同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教会支持者一道,召集了长达近20年的“反改革”会议,重新确立了自身立场,划清了敌我阵营。这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特伦托会议”(也称天特会议)。面对新教对经院哲学的攻击,教廷采取了完全闭关自守的立场,即绝不妥协,绝不修改。而该次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之一,就包括“禁止对《圣经》做出有违教父们共识的解释”。这一几十年以前就做出的重要决议精神,伽利略作为政治的门外汉,可以说完全没有领会。首先,他所引用观点虽说来自本教圣人,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早已成为革命党的利器,焉能随意引用。再则,新教革命之要旨,正在于争夺释经的权力,以求”民主“释经,而保守派则坚持”精英“释经,释在教廷。值此教会左右两派激斗正酣之时,伽利略却跳出来说,我也可以释经,你听听我释的合理不合理?结果自不待言。换句话说,伽利略的自我申辩,其实像极了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话题时的窘境与错位。一方面,他们自认逻辑圆满,理路通顺,于是总有匡计天下的宏愿,频频就关键政治问题发声,以求上达天听,或开启民智。老派知识分子总觉得问题的症结,是“道理没说清楚”。另一方面,对于当下政治斗争和权力角逐的敏感区域,他们又往往不那么敏感,即便略感不妥,却往往奋激于内,不平则鸣,理性过处,自认能碾平一切。但恰恰是这穷义竟理的气概,让当政者常常哭笑不得。说到底,漂亮清晰的理论逻辑,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和权力博弈中,常常沦为乱打一气的“搅屎棍”。搅起的一身腥臊,又总得当事人自己来消受。至于伽利略这次颇为“义正辞严”的申辩,终于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后果不久便立刻兑现了。书出不久,先前还态度温和的贝拉闵,便脸色骤变,开始要求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全面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对伽利略的处理分三步走:第一,警告,签训诫书,放弃意见(多么熟悉的场景);第二,如警告无效,裁判所总监召集公证人当庭命令其戒绝前见(还得走庭审程序);第三,如仍不默许,则收监。事实证明,伽利略还没有那么胆大包天。一看教廷玩真的,他立马收起了先前的不平之气,表示愿意合作,接受聆讯。贝拉闵的姿态也复而柔和下来,他宽慰说,把哥白尼主义当做一个有用的假说来支持,完全没有问题,但决不能说它反映了实在,这就太危险了。贝拉闵甚至提出,”如果真的能证明太阳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在第三层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解释似乎相反的经文,并说我们并不理解它们”,当然,他还是“不相信会有这样的证明”。证明当然是给不出的,毕竟人还上不了天,而望远镜又总是脱离不了“幻觉”的嫌疑。之后几年,伽利略虽仍有撰写数学和哲学论题,但绝口不提哥白尼天文学。如果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这段小打小闹的训诫,也许绝不会演绎出后世“伽利略大战教廷”的科学神话。问题在于,伽利略仍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的秉性决定了,他总是闲不住地想要发声。可巧的是,几年以后,历史便给他提供了再次发声的奇迹。1623年,伽利略的好友,原红衣主教巴贝里尼荣登大宝,升任教皇乌尔班八世。这位巴贝里尼前面也提过,是很欣赏伽利略,并且支持新科学的发展的。他的上台让伽利略似乎看到的“解禁”的乐观前景。甚至于,新教皇上台后还专门召见了他,促膝长谈六个小时,放话“你只要坚称那是假说,不是实在,就能随便嗨聊”之类云云。在坚信与教皇的伟大友谊仍然坚挺的情况下,他立马着手自己科学复兴的伟业。激情之下,果然成果卓著,科学史上的名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应运而生。在这本书中,伽利略站在哥白尼体系的立场,对旧学说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代表传统学说的辛普里丘表现得宛如一个蠢货(辛普里丘本身就是“傻瓜”的意思),而代表自己的萨尔维阿蒂则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压得辛普里丘无法反抗。这哪里是假说,这分明就是铁打的真理,正义的化身。伽利略1629年完成了这本书。写完之后就去送审。先送罗马教廷,检查员称“假说性不足”,得改。伽利略自恃上面有人,大概是不会怎么改的。可巧这时瘟疫爆发,滞留佛罗伦萨的伽利略获准就地再审,不久就通过了。3年后,这本书问世。该书的问世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佛罗伦萨的检查员显然耽于疫情,没有细看,捅了娄子。于是声讨之势,连绵不绝,连原本支持伽利略的耶稣会,也开始调转枪头讨伐伽利略。教皇也坐不住了,甚至感到了被戏弄的冒犯感:说好的只是假说呢?玩我是吗?失去了体制内支持力量的伽利略,开始受到整个教会上下一致的批判。而这时他的黑料也被挖出来了——曾经签字的训诫书还在呢,这么着急就跳脚了?这一次,教廷没有再止于温吞的“三步走”程序,而显然将伽利略的“挑衅”当做一次不小的政治事件加以处理。按照此前的训诫协议,裁判所将判决直接跳到第三步:监禁。面对这样严厉的惩处,伽利略估计也傻眼了。他并不是个革命者,也不是硬骨头,刀架脖子上,当然只好宣布放弃以前的信仰。但自始至终,他也不承认自己违背了训诫书上的命令,不承认“欺骗性地保持沉默”的罪名。到头来,他守住的还是自己的政治底线,而不是后世想当然的思想底线。说起这场“科学大战宗教”神话的尾声,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伽利略虽然遭到终身监禁,但始终是软禁,也未受酷刑。他晚年“囚禁”在佛罗伦萨郊外一座巨大的宅院中,仍能自由写作、会客。这座宅院我去看过,今天位于佛罗伦萨的富人区,已为私人所据,其中茂林修竹,庭院幽深,遥望去别有一派景致。想起仍蜗居于几十平小房间的我,一时竟不知谁才是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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